您所在的位置: Home > 媒体师大 > 正文

媒体师大

【中工网】工匠精神、二孩、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

2018-08-20 16:18   来源:中工网   编辑:叶赟   点击:

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年会日前在内蒙古大学落下帷幕。本次年会共设两场大会主题演讲,35个分论坛进行学术成果的分享和交流,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50余名劳动经济学专家学者出席并演讲。本次年会涵盖了劳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其中包括城乡移民、人口与婚姻、城市区域经济、收入分配等话题。劳动报记者全程参与本次论坛,从现场带回了我国劳动经济领域最前沿的调研话题及政策见解。

工匠精神增加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核心数据:尽责性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低技能群体的工资增长13.7%

2016年,李总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工匠精神”。2017年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常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至此,建设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打造大国工匠和培育新时期的工匠精神成为国家经济转型与企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

有效增加群体就业稳定性

“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要素,工匠精神与教育水平和其他能力相比,其优势特点何在?从增加个人收入因而使企业国家获得竞争力的角度而言,工匠精神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本次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助理教授李晓曼博士提出,是否能从解决个体层面工匠精神的测量入手,探讨其对中低技能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工匠精神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中通常被阐释为一些人格特征,即非认知能力。包括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等。”她说。

以《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为基础数据,李晓曼与搭档经过大量测算研究发现:与智商、经验等传统人力资本相比,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匠精神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有效增加中低技能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其次,相比认知技能,以责任心、吃苦耐劳为代表的非认知技能的可塑期跨越的生命周期更长。一般来说,中职学生的年龄段处于15岁-20岁之间,此时智商水平基本稳定,提升空间有限,而非认知技能恰好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应该成为公共教育投资和开发的重点。 尽责性回报率远高于智商

根据《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的数据显示,中职毕业生的平均周工作时间高达50.92小时,而平均月收入仅为2450.5元。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中职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的前三年换过2次以上的工作,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仅为10个月。

而李晓曼的研究结论显示,首先,工匠精神中的尽责性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低技能群体的工资增长13.7%,显著高于其他传统人力资本变量的回报率(智商的回报率仅为6.8%)。且工匠精神的收入效应有显著的性别异质性,女性群体中尽责性的回报率高达22%。

其次,工匠精神中的尽责性维度能够显著增加低技能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其每提升一个标准差,总样本中的毕业生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可以延长9.4%,即便使用就业转换的次数来衡量就业稳定性,这种效应依然稳健存在。

她提出,要打造工匠精神的长效养成机制,就必须着手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身份壁垒,建立奖赏“慢工出细活”而非“量大从优”的人才评价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二孩深刻影响夫妻劳动时间配置

■核心数据:女性照料时长每增加1小时,就业概率降低0.45%,劳动时间缩短0.12小时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已满两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了249万人,“二孩”数量却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占比超过50%。 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增加

对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乐君杰,专门分析了“二孩”对已婚男女家务劳动时间、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配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专业化效应”和“养育价值效应”对夫妻时间配置的机制进行了说明。

乐君杰说明,在已婚夫妇家庭决策模型中,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相当于两种商品,通常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市场工资,而女性更擅长家务,那么就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情况,大家将其称为“专业化效应”。

而实际上家庭生产中,养育子女和一般家务劳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一视角来看,对子女养育时间的投入还能给父母带来额外的正的效用,比如与子女的亲近感、幸福感等,且这种效用并不能被普通商品所替代。为了获得这一特殊效用,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可能会增加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大家将其称为“养育价值效应”。

乐君杰的研究发现:对女性来说,二孩出生的“专业化效应”和“养育价值效应”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闲暇遭挤出。

对于男性来说,“养育价值效应”和“专业化效应”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是反向的,并存在城乡差异。对于城市已婚男性,“养育价值效应”要大于“专业化效用”,二孩会牺牲城市男性的闲暇时间而增加其家务劳动时间;但对于农村已婚男性,“养育价值效应”并不明显,二孩不会改变农村男性的时间配置。

倡导男性带薪育儿假

基于二孩对已婚男女时间配置影响效应的分析结果,乐君杰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促进弹性工作制在企业的发展;对男性的育儿行为进行激励;尽早建立规范、有效的家政服务市场。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子女数量增多,已婚男女必然会面临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固定工时的强制要求不仅不利于已婚个体对工作和家庭的兼顾,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尽管工作时间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每一工时投入的精力可能会有所损失。”他认为,弹性工作制的引入一方面有利于员工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良好形象,并间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此外,父亲母亲的角色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中国的现阶段,与男性相比,女性仍旧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

对此,他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男性在家庭劳动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比如带薪育儿假。给予父母合理长度的育儿假,不仅能够对男性的育儿行为进行激励,也可以减少生育对女性的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

儿童照料降低女性工作时长

在现代生活中,女性作为生育和照顾子女的主体人群,同时又是重要社会人力资源。这给女性就业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

来自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闫雪凌博士,通过研究实证检验了提供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

她向记者展示了研究数据:提供儿童照料会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可能性降低11.45%。对于仍参与就业的女性,承担照料责任的群体比不需要照料儿童的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减少3.96小时。进一步地,照料时长的增加也会对女性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照料时长每增加1小时,就业概率降低0.45%,劳动时间缩短0.12小时。

闫雪凌表示,家庭儿童照料需求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决策者在制定生育政策的发展战略中,应该提高对于儿童照料问题的认识,充分重视女性在儿童照料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冲突,提早谋划,尽快构建儿童照料支撑政策体系,缓解女性因照料子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抑制效应。

最低工资制订需警惕诸多连锁反应

■核心数据: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个百分点,企业社保参保概率下降0.0417个百分点

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并规定其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各地最低工资的连年上调,在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当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同时,会否连带产生一些易被忽视的问题?譬如,最低工资会否影响到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积极性?

企业压缩社保应对最低工资上调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学院商学院教授刘子兰与搭档刘辉向记者谈到其研究动机时表示,“从目前有关最低工资的文献来看,更多关注的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等职工短期利益的影响,而忽视了最低工资规制下企业可能采取的替代性行为。”其中就包括,企业采取压缩逃避社保缴费和压缩员工福利等方式予以应对,从而最终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利用手工搜集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政策缴费率数据,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研究利用了地级市层面最低工资标准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

“从主要结论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参保概率存在负向影响,且会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损害企业的参保积极性。”刘辉先容,最低工资标准每上调10个百分点,企业的社保参保概率将下降0.0417个百分点,绝对缴费水平将下降2.9678个百分点,相对缴费水平将下降0.1039个百分点。

再引入所有制、雇佣规模等因素来看,他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社保参保积极性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其对非国有企业、雇佣规模较大企业和高工资水平的企业的参保概率和缴费水平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但是也会降低低工资水平企业的参保概率。

或导致高壁垒行业新垄断

本次论坛年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汝岱,也针对最低工资给出了全新视角的解读。

在《最低工资保护了谁?———基于企业价格加成的视角》的主题报告中,杨汝岱指出,最低工资或造成新的垄断。

具体地,最低工资上升,淘汰了部分竞争力弱的企业,形成的市场空白将由两种方式填补:新企业进入和在位企业扩张。而由于市场进入面临制度壁垒(市场化程度)和自然壁垒(固定成本,替代弹性),新的企业难以进入,即使进入以后也将难以存活。

杨汝岱强调,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价格加成,这一提升主要是由于在位企业引致的。

“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降低制度壁垒,进而活跃市场进入,那么调整最低工资要非常慎重,否则可能会造成垄断,损失社会福利。自然垄断行业的相关规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避免先行者优势形成新的垄断。”他说。

排斥低技能移民会降低经济效率

■核心数据:低技能移民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本地居民小时工资上涨2%

近半年来,全国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激烈上演。特别是崛起中的各大“新一线城市”更是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在“送房”“送户口”上门槛之低、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有的城市为了抢夺高端人才,甚至给出了500万元的奖励补贴。

而与此相对的是,低技能人群移民则正遭遇“冷落”。“移民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梁超、陆铭教授向劳动报记者先容,事实上,就目前我国移民的技能结构现状来看,有将近80%的移民学历在初中及以下水平,即属于所谓“低技能人群”。因此,研究低技能移民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家通过研究发现,低技能移民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劳动生产率,且这一效果于中高技能人群更为明显。”梁超指出,低技能移民占劳动力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本地居民小时工资上涨2%。

且机制分析发现,低技能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就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低技能移民对城市低技能劳动力有轻微的替代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则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此外,移民通过提供消费类服务影响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考虑移民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后,低技能移民带来的正向效应依然很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表示,从研究结果看,如果城市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排斥低技能移民,会削弱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降低本地的劳动力生产率。

“城市排斥低技能移民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劳动生产率,伤害本地居民福利,既有违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又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他指出,移民可以带来互补效应,城市发展要关注低技能移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排斥低技能移民会损失经济效率。

工会职能转变可显著改善职工权益

■核心数据:2008年以后实施了239项工会制度改革

伴随劳资纠纷的快速增长,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工会是党政机构在企业内部的功能延伸,具有鲜明的行政建制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靳卫东表示,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调整,已从主要关注经济建设向民生问题转移。中国工会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从2001年第一次修订《中国工会章程》,到2014年出台《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中国共发布了355项涉及工会组织的法规、意见、通知、规划和条例,其中2008年以后就实施了239项制度改革。“此时,行政建制有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动力而非障碍。”他说。

为论证上述问题,靳卫东在其学术论文《新时期工会职能转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工会文件资料,使用文本分析法从中挖掘出有关工会职能的文字表述,在制度层面论证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的调整,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工会职能转变。然后,基于CLDS数据库,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检验了工会的维护职能。

靳卫东说,从得到的结论看,第一,工会确实发挥了维护职能,显著改善了职工权益;第二,工会已经发生了职能转变,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第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可以推动工会改变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这也是工会职能转变的动力。

因此,在目前“资强劳弱”的条件下,为了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他提出,要加强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加快工会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工会的工作模式调整。借助行政建制的优势,广泛动员职工自主建设工会,以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

另外,借鉴西方国家的工会实践,“在强化中国工会维护职能的同时,要鼓励工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以更好地协调劳资矛盾,保护职工长远利益。”靳卫东说。(劳动报记者 叶赟)

原文链接:http://m.workercn.cn/jiaod/2018/0820/180820151327967.shtml

上一条:【湖南教育资讯网】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学院赴井冈山调研团抵达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下一条:【长沙晚报】奥门金沙手机娱乐网址研究生宣讲传统学问,“约会”10对银发夫妻共度七夕

关闭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